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本报记者就此专访陈启文，请他分享了获奖感受、创作心得与文学观念。

陈启文：标题是一部作品的文眼，在给作品命名时我都是要用心琢磨的，就像给自己的孩子命名一样。《穿越人间的象群》是一个原创性的标题，其寓意就是印在腰封上的一句话：“人有人道，象有象道，一群穿越自然与人间的大象，在复杂的生命现象背后，把两个世界走成了一个整体。”这两个世界就是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

说到本书的缘起，最近我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发问：“一个不了解大象的湖南人，如何写出震动文坛的生态巨著？”这话问得有些夸张，其实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第一章开头就有交代，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正是我从肉身到灵魂都渴望出走的年岁，我利用一个暑假奔赴西双版纳，就是想看看传说中的野生亚洲象，这是一个明确的目的，却是一个盲目的结果，我在热带雨林周边没头没脑转悠了一个多月，仿佛一直在世界的外部打转，连野象的影子也没有看见。而这次追踪云南野生亚洲象的迁徙之旅，我不是带着一个明确的目的而来，而是带着满头雾水而来，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想要探究大象究竟怎么了？大象是大自然的象征，也是生态的象征，作为一个深耕生态题材的写作者，大象这次莫名其妙的离家出走，给我提供一个深入探究生态问题的契机，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

有人问我现在报告文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追寻真相的过程从来不是从确定性出发，而是从不确定性和各种可能性出发，带着问题意识反复追问，这贯穿了我追踪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为什么要追问？“我知道我无知”——这是苏格拉底的智慧。古人尝问“何人为我追寻得”，唯一的方式只有“千山万水相追寻”。当我踏上一条在自然和人间迂回迁徙的象道，才知道这次追寻有多么艰险。但凡大象走过的地方，既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生态走廊，又是云深雾渺的危途险境。最终，我把象群“北移南归”的象道重走了一遍，描述了象群迁徙的每一段关键行程、每一次犹疑中的选择，以清晰的时空结构还原了象群从出发到回归的全过程。这个追踪过程也是对过度演绎的内容进行辨伪求证的过程，力求以真相呈现打破公众对象群迁徙的浪漫化想象。

陈启文

陈启文：报告文学是绝对不能虚构的文体，却拥有宽阔的文学表达空间。从真实性看，报告文学首先必须保证客观事实的真实，如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这是新闻五要素，也是保证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五个基本要素。从文学性看，任何一种文体的表达方式都可以为报告文学采用。我是从诗歌写作跨入文学之门的，然后是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努力成为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这也让我在恪守真实性的原则下，将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融入报告文学，但这样的文学性又与虚构类的文学性是不一样的。贺绍俊曾经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一篇名为《在大象引领下穿越生态的思想屏障》的评论文章，认为我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语言上：“报告文学的文学语言，不能像小说一样，更不能像诗歌一样，可以云山雾罩，矇眬含蓄。报告文学语言要在诗性意象中又不失准确冷静。陈启文的语言就是这样，既准确冷静，有效完成了报告文学的记录和传达的任务，又富有诗性意象，让人得到审美的享受。”我非常认可他的评价。

陈启文：从我个人的写作实践看，报告文学是最有挑战性、最具难度的写作。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往往是带着某种使命出发，这样的使命，只有属于生命最深刻的体验才能实现。如你所说，我要揭示可可西里的真相，就必须进入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当我登上青藏高原雪山冰川，高寒缺氧，头疼欲裂，狂风乍起，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瞬间把我打入冰雪世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这不是一般的写作难度，这是用生命在冒险。又譬如说，这次追踪象群“北移南归的”的迁移之路，无处不是天险绝壁，那个艰险的过程我在书中已有抵达现场的描述，我把这个过程形容为“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真相”。

陈启文：生态文学创作是面对世界的、面对存在的书写。自然界就是世界，而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对于生态文学创作，我总结出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自然让文学发生”——美好的大自然会自然而然地让文学发生，第二句是“文学为自然发声”。

从我早期的生态文学作品看，大多是热爱自然、讴歌自然、侧重自然景观描写或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写，这样的书写如美国早期环保运动家和生态文学家约翰·缪尔所说：“走进自然，你会以最温柔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然而，这种“最温柔的方式”却如同幻觉，当我开始追踪采写报告文学，我的生态书写已从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开始向关注严峻的生态问题、反思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度转型，逐渐形成兼具现实关怀、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创作格局。自此之后，我一边书写自然生态，一边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这种贯穿式反省就像一次漫长而深刻的检讨，这些作品堪称反省书和忏悔录。

《穿越人间的象群》是我本人生态文学创作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观点就是从物种命运与人类文明的交织的角度，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提出了“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生命共同体”的大生态观，并在书写中确立了“人与象双主体”的视角：一方面，生态文学为自然发声，那些大象也好、鱼类也好、生灵也好，它们挣扎的命运、呼号的声音、痛苦的呻吟，我们要以文学的方式让人类听见和看见。我们既要正视它们的存在，但也不能矫枉过正。另一方面，当人类走进自然，也会在自然中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从来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之子，大自然是我们与万物共生的母亲。我觉得，这种人与自然“双主体”的视角和“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真相”精神，就是优秀生态文学作品应有的特质。

陈启文：我觉得，报告文学恰是最有原创性的文体。文学的分母永远是生活，每一部作品都是分子。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抵达现场，去捕捉第一手素材，第一手素材往往就是填补空白的素材，这本身就是文学原创的一部分，这保证了报告文学的客观真实，但还远远不够，作者还必须有生命体验和真诚的精神参与，只有将生活素材转化为创作的精神资源才能达到本质的真实，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原创就是往生命里写，往心里写”。

现如今，确实有很不少人认为报告文学是“原创性最低的文学体裁”，对于某些“报告文学”作品这可能是事实，有的人确实有投机取巧的心理，一味追逐重大热点题材，又不愿意下苦功夫去追踪采访，采用的都是公共资料、公共数据写、公共语言写作，从素材搜集到写作流程都没有任何原创性，而现在用AI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这注定只能写出千篇一律的文章，还会出现大概率雷同或“洗稿”现象。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层面，那么报告文学写作就真的变成“原创性最低的文学体裁”，也可以被AI轻而易举地取代了。但这不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错，而是某些“报告文学”作者或作品的问题。我坚信，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决不会这样轻易被AI取代，而真正的报告文学，永远都是无可替代的时代文体。

陈启文：早在“新大众文艺群体”这一概念提出来之前，我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文学是真正属于底层和大众的》。自2010年以来，我依托“中国作家第一村”、长安文学论坛、东莞文艺名家工作室·陈启文文学工作室开始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其中最典型就是“在东莞铁皮屋里背娃写作”的莫华杰，我见到他时他才20岁出头，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从小患有强直性脊柱炎，来东莞打工时走路还不方便。我看了他错别字成堆的习作，那简直是“三不通”：文辞不通，结构不通，思路不通。但我也发现他具有文学敏感度、细节捕捉力和野蛮生长的生活体验，这是原生、独特、稀缺的文学潜质，特别值得开发。我随即就把他收为了我在东莞的第一个入室弟子，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进行培养，当面给他讲解和修改文章，像开药方给他开书单。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他，认为我看走了眼，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推介他——《一个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预言他将成为底层大众写作者中的一个标杆式作家。这个预言现已验证了。除了莫华杰，我正在东莞带的弟子还有周一、马益林、陈月秋，他们已在《北京文学》《花城》《作家》《芙蓉》等名刊上崭露头角，周一的非虚构作品还被《新华文摘》转摘，这每一个人都是“尚在验证中的文学预言”。

陈启文：我在散文《故乡的眼睛》开头写了这样的一句话：“无论走到哪里，走得多远，下意识的，我总觉得有一双波光闪烁的眼睛瞄着我。那是故乡的眼睛……”这么多年来我确实将主要精力投入了“他乡”的书写，但也在不断书写故乡。在报告文学写作上，最近还有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源动力——中国散裂中子源》即将出版，这是最具挑战性、最有写作难度的一部报告文学。接下来，我会将主要精力投入小说创作，近期已在《作品》杂志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大货司机》，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这是我小说停笔十年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我在创作谈中说“我的小说被另一种文体改写了”，对，就是报告文学改变了我的小说，这让我通过“深陷”式的采访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素材。这些素材有的适合写报告文学，有的又特别适合写小说，我感觉一辈子都写不完。在专攻小说时，我是一个所谓的纯文学写作者，在写了多年报告文学后，我的小说被另一种文体改写了，变得粗粝了，有杂质了，没那么纯粹了，连我自己也觉得其中夹杂着许多嚼不烂、咽不下的东西，让我如鲠在喉，这也许就是我要书写的真相——从客观真实到本质真实的双重真相。我准备先写几部中短篇小说，然后投入酝酿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而此前的一切写作只是我未来写作的前提。

资料来源丨文艺报

一审 | 张　璇

二审 | 刘　浩、陈　翔

三审 | 何　伟